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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敘利亞

2019-04-10 14:26 作者:劉怡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盡管在內戰期間遭遇的直接破壞要小于阿勒頗、拉卡等北方城市,大馬士革的居民們同樣不得不忍受長達8年的物價波動、電力和供水短缺以及青壯年人口流失帶來的影響。

那孩子就出現在離我不到40厘米的地方,跨坐在他年輕父親的肩頭,兩只小手用力地摩挲著父親的額頭和發根。初春的大馬士革夜涼如水,披著黑色大衣的母親將這個只有兩三歲光景的小家伙包裹在一件淺灰色連帽衫里,再扣上一頂繡著小熊腦袋的藍帽子。盡管占據了比人群高出一截的“制高點”,茫然的眼神卻顯示他并不理解大人們為何會聚集于此,還不約而同地舉著手機伸向天空。畢竟,在照明電力依舊存在巨大缺口的老城,置身于上萬人中的感覺就像是夜海行船:腳底踩著白天積存下的雨水,肩膀和腰胯每隔幾秒鐘便會和周遭的人發生碰撞。多瑪之門(Bab Tuma)下方亮起的幾束探照燈光原本并不燦爛奪目,此刻卻有如汪洋中的燈塔。

 

 

不知什么時候,年輕人呼喊倒計時的聲音開始由遠及近地傳來。當“零”這個數字從人們口中飄蕩到空氣里時,一朵紫色的焰火突然從多瑪之門正上方升了起來,接著是黃色、橘紅色和金色。在被人群包圍的花壇里,鞭炮清脆的炸響和火藥燃燒騰起的煙霧引起了一陣歡呼。一瞬間,那個表情茫然的男孩被喚醒了:煙花的炸裂聲、燃燒的亮光和人們的尖叫顯然觸及了他內心深處某些隱藏的情緒。他仰起頭,號啕大哭了起來。

在成千上萬人仿佛發泄般的歡呼和喝彩聲中,一個幼童的哭泣是很容易被蓋過的。站在側后方的母親察覺到了異樣,用手掌輕輕拍打著他,希望那只是一時的緊張或不適。但從那孩子的眼神里,我捕捉到了一種熟悉的情緒——恐懼,是那種在貝卡谷地難民營、巴古茲包圍圈外的收容所以及卡米什利的庫爾德戰士墓地附近最常出現的恐懼。一個牙牙學語的幼童還無法分辨迫擊炮和火箭榴彈(RPG)造成的巨響、燃燒與節日歡慶的禮花之間的區別;當他感到那種熟悉的恐懼再度降臨時,便只有不知所措地扭動和哭泣,希望獲得撫慰。

這一刻是2019年1月1日,東三區時間0點01分。敘利亞內戰爆發將近8年以來,大馬士革第一次在除夕夜不曾處于反政府武裝重武器的火力覆蓋范圍之內。在政府提前發布將于多瑪之門廣場舉行跨年焰火表演的公告之后,老城周邊的巡邏隊提前移走了路障和混凝土防爆板,從哈米迪耶市集的頂棚到中世紀城堡的殘墻都點亮了寫有英文“Happy New Year”(新年快樂)字樣的燈箱。根據本地商業電臺FM Sham的報道,有超過1.2萬名市民匯集到了廣場附近,用歡呼、舞蹈和自拍宣泄著漫長壓抑過后內心的萬丈波瀾。

但在人潮人海之中,那個小男孩的眼淚驚醒了我;它使我意識到,自己并不是在一個和平的正常國家參加一場稀松平常、全無驚喜可言的跨年慶典。在大馬士革的市民可以略感放松地觀看焰火表演的同時,伊德利卜省犬牙交錯的爭奪態勢依然在持續,代爾祖爾省的庫爾德人武裝正在進攻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盤踞的最后幾個村鎮,超過20個國家的戰斗人員活躍在敘利亞的領土上。如果連一個本地小男孩對火焰和巨響的記憶也會本能地和恐懼相伴隨,那么潛臺詞不言而喻:無論誰成為最終的“勝利者”,戰爭都已經永久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每一個敘利亞人的生活。2100萬人的集體記憶,將會長久地被死亡、匱乏和背井離鄉所充斥。

而發生在敘利亞的一切,反過來也改變了76億人共同生活著的這個星球。

從巴黎的連環恐怖襲擊到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的屠殺,從匈牙利奧爾班政府的邊境封鎖圍欄到美國特朗普當局的旅行禁令,在最近1/4個世紀里,還沒有哪個單一事件能像敘利亞內戰這樣,徹底粉碎了西方世界關于后“冷戰”時代全球秩序的一切樂觀想象。20世紀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傳統戰爭模式在這場沖突中被解構殆盡,代之以超越民族、疆域甚至攻擊對象區隔的絕對暴力活動,最終形成了日本中東史學者山內昌之口中的“后現代戰爭”(Postmodern War)圖景。黎巴嫩真主黨游擊隊、阿富汗什葉派“志愿軍”、北非和高加索裔的“圣戰士”乃至土耳其、俄羅斯、美國等多個國家的正規軍爭先恐后地躍入敘利亞這個大熔爐,捉對廝殺或者締結同盟,然而又不曾訴諸國際法層面的宣戰程序。一場名義上的“內戰”,呈現出的卻是有如17世紀“三十年戰爭”一般的群雄逐鹿氣象。不同之處在于,“三十年戰爭”催生出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宣告了以主權國家作為基本行為體的現代國際體系的誕生,而發生在敘利亞的一切又回到了前國家時代的混沌狀態。

更有甚者,你死我活的纏斗不僅發生在曠野和城市中,還滲透進了作為傳播媒介的互聯網,尤其是社交網絡。爭奪對事件的解釋權正在變得比真相本身更加重要,每一臺電腦、每一部衛星電視天線甚至每一臺智能手機都變成了殺傷力不亞于槍炮的武器。反過來,對平民以及民用設施的攻擊在交戰各方眼中也顯得司空見慣。當暴力活動的外延從大馬士革和阿勒頗擴展到巴黎、布魯塞爾,當乍得湖畔和興都庫什山間都飄起恐怖主義的黑旗,全世界已經不存在絕對安全的世外桃源。每個人都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了這場戰爭的當事方。

不僅如此,在敘利亞發生的沖突,更進一步串聯起了土耳其南部的庫爾德人分離主義運動、黎巴嫩與伊拉克的國內政爭、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也門進行的代理人戰爭乃至美俄兩國在中近東展開的“新大博弈”(The New Great Game),中東板塊的一切不穩定因素在這場延續超過8年的混戰中皆有不同程度的呈現。在19世紀曾經困擾整個歐洲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如今正以難民潮、債務違約風險和政治極化的新形式在地中海與黑海之間復活。若無敘利亞戰事的長期化,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的“新奧斯曼主義”勢必無法推進得如此順理成章,伊朗以攻為守的“什葉派新月”計劃也將難有立錐之地。從這個意思上說,敘利亞的確如普林斯頓大學阿拉伯史泰斗菲利普·希提(Philip K. Hitti)所言,是“地理上最小的大國”,牽一發可動全身。

比物質層面的破壞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傳統上被宣傳為“普世價值”的“西方精神”在敘利亞問題上表現出的矛盾和軟弱。數以千計的英籍、法籍和德籍志愿者心甘情愿地投入“伊斯蘭國”的懷抱,寧可對法律意義上的祖國反戈一擊,分明暴露出上一波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義在社會體系甚至知識結構上存在的重大缺陷。被當作廉價勞動力吸納進歐美社會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盡管在關于“文化多元主義”的宣傳中時時作為道具出鏡,內里卻始終無法獲得真正平等的階層上升渠道以及一視同仁的福利待遇。而“9·11”事件以降“文明沖突論”在整個歐美世界的盛行,反過來又造成了一種意外的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效應,使那些對自身被強制賦予的身份標簽無法建立起認同的年輕穆斯林將宗教極端主義當作了出路,繼而大開殺戒。

而在戰火帶來的難民潮中,被視為上一波全球化造就的最優良政治共同體的歐洲聯盟率先陷入了分崩離析的狀態。對人道主義責任抗拒最為強烈的并不是接收了更多中東難民的德國和瑞典,而是波蘭、匈牙利等擁有更少穆斯林移民群體、在風波中表現遠為消極的東南歐國家。從這一意義上說,愈演愈烈的“恐穆癥”和政治本土主義并非出自對現實沖擊的回應,而是歐盟內部積累近20年的深層矛盾的集中爆發。在素來被視為“歐洲精神”踐行者的德國、法國和荷蘭,政治本土主義同樣收獲了為數不少的支持者,并與自2016年大選以來在美國政壇大行其道的反全球化浪潮遙相呼應。

在2018年9月的一次訪談中,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教授、該校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羅根(Eugene Rogan)曾經向我指出:在“一戰”結束以來的現代中東歷史上,始終存在著兩條相互交織的主線。其一是阿拉伯人被強行納入由歐美帝國主義制訂的國際游戲規則,并對其做出抗爭的歷程;其二則是阿拉伯社會精英和民眾尋求在本國建立責任政府制度,以實現內生的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努力。在第一項問題上,敘利亞曾經是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在20世紀初的大馬士革誕生了阿拉伯半島第一個現代民族主義政黨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1920年的阿拉伯敘利亞王國是第一個基于民族自決原則建立的現代阿拉伯人國家。1978年之后,敘利亞又成為了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最忠實的支持者,也是接收巴勒斯坦難民第二多的國家(僅次于約旦)。而在第二項事業中,敘利亞的貢獻同樣不遑多讓: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沙姆(大敘利亞)主義和復興社會主義的搖籃,獨立后的敘利亞不僅成為納賽爾開創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二重要的國家,還比埃及更早決定引入蘇聯軍事援助和經濟顧問,在激進程度和魄力上都堪稱一時之杰。尤金·羅根認為:“它所代表的是一種自力更生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努力,一種為阿拉伯社會創造有效的現代政治和經濟模式的解決方案。”

然而所有這些努力的正面效應都只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在全球化時代,敘利亞被徹底遺忘了。

爆發于2010年歲末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政潮,使全世界得以正視一系列中近東國家在過去20年出現的治理失能困境。“冷戰”的結束標志著區域外陸海兩大強權(美蘇)充當地區秩序仲裁者和財政資源補給者的圖景不復存在,長期執政的威權領袖借助民族主義旗號和外部威脅動員民間社會的模式效能也日漸衰微。規模有限的核心統治集團控制著與其治理能力完全不相稱的政治、經濟資源,卻錯過了接收拉美和東南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關鍵機會,使整個國家淪為新的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失業者”。偏偏大規模對外戰爭的結束帶來了始料未及的“人口爆炸”,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青壯年人口涌入國內就業市場,卻發現開放程度嚴重不足的國民經濟根本無法創造足夠數量的工作崗位,這和他們通過衛星電視以及互聯網接觸到的全球化時代生活圖景大相徑庭——如同已故的茲比格涅·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這部分人口意識到史無前例的社會不公正,對其權益遭到剝奪以及缺乏個人尊嚴的現狀深表痛恨”。火山終于轟然噴發。

在激情退潮之后與內戰、分裂、極端主義盛行相伴隨的“阿拉伯之冬”(Arab Winter)中,敘利亞遭遇的磨難,又比突尼斯、埃及等國來得遠為漫長和揪心。市民社會的積弱不振與政府基于管制需要推動的“阿拉伯化”運動帶來了巨大的反向推動力,使大批遜尼派穆斯林青年轉而投入宗教的懷抱,并被用心各異的種種極端勢力所利用。敘利亞人曾經引以為豪的一切——長達數千年的多種宗教、民族和平共處的歷史,層層積淀而成的文化多樣性和包容主義傳統,甚至現代阿拉伯民族主義本身——都被連根拔起,遭受質疑和摧殘。為了填補動蕩造成的地區權勢真空,從美國、俄羅斯到伊朗、土耳其在內的種種外部勢力乘虛而入,試圖使事態朝著有利于本國的方向發展。而這種“戰略機遇”心理的直接后果,則是使2100萬人的煎熬變得更加漫長。

在2019年春天長達一個多月的敘利亞之行期間,我看到這個國家已經分裂成三個彼此隔絕的區塊:由虛弱的中央政府控制,進駐著俄羅斯、伊朗以及黎巴嫩武裝人員的中西部,占戰前國土面積的大約62%。由庫爾德人“敘利亞民主軍”(SDF)及其盟友占據,活躍著大批國際志愿者和美軍顧問的東北部,占戰前國土面積的28%。由反政府武裝“敘利亞自由軍”(FSA)、“沙姆自由者”(Ahrar al-Sham)以及恐怖組織“沙姆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曾被稱為“努斯拉陣線”)犬牙交錯地盤踞著,分別位于西北方和南部的伊德利卜、霍姆斯兩省部分地區,占戰前國土面積的不到10%,部分地界尚有土耳其軍隊進駐。即使中斷一年之久的和平進程能在2019年重開,完全恢復戰前的政治和社會面貌也已經變得全無可能。誠如山內昌之所言,這是一場關系到整個歐亞大陸地區秩序新安排的“復合型危機”,單憑敘利亞人的能力根本無法左右其走向。

在新年第一天的大馬士革,我走進了16個月之前曾經造訪過的倭馬亞清真寺(Umayyad Mosque)。這座全世界現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建筑在羅馬時代的朱庇特神廟以及拜占庭基督教堂的地基之上,其中埋葬有施洗約翰的頭顱。根據伊斯蘭教圣訓的描述,在最終審判時刻到來之前,先知爾薩(耶穌)將會在這座清真寺重現,與救世主馬赫迪一起指引人類走向最終時刻。通過地理位置和傳說上的統一性,倭馬亞清真寺代表了和平時期敘利亞的文化多樣性以及關于寬容、友善的信心。在戰前的許多重大節慶日,穆斯林和基督徒會一起出現在南翼的正殿中庭,禮拜、祝福、用手機自拍。洶涌的人流將漫過正門外的廣場,直抵哈米迪耶市集。

但那已經是整整8年前的事了。和2017年宰牲節時的清晨一樣,2019年元旦這天的倭馬亞清真寺里只有冷冷清清的一二百人現身,其中還有不少是放了假的中學生。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統計,到這一天為止,依然有整整560萬敘利亞難民流浪在本國以外的土地上,相當于大馬士革戰前人口數量的5倍。而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許在有生之年都不會再走進倭馬亞清真寺的中庭。就像流亡于巴黎的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Adunis)在他的《一塊無法返回的土地》中所寫的那樣:

你仍將逗留在一段流浪的歷史里/你仍將逗留在一塊未被應許的土地上/你仍將逗留在一塊無法返還的土地上/即使你回來/哦,奧德修斯

(感謝尤金·羅根、山內昌之為本文提供的建議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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